美国和欧洲，自导致寿命损失最多的死亡原因。2013 年，美国有 41,149 人自杀（每 100,000 人中有 12.6 人自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数字，只需想想同年机动车死亡人数约为 32,719 人（每 100,000 人中有 10.3 人）。自残造成的非致命伤害每年的医疗费用估计为 20 亿美元。另外还有 43 亿美元用于间接成本，例如工资和生产力损失。欧盟（27 个成员国）的统计数据与美国非常相似：2010 年约有 60,000 人自杀（每 100,000 名居民中有 12.3 人自杀）和 38,119 人死于机动车事故（每 100,000 名居民中有 7.8 人死亡）。
自从涂尔干的著名研究（《自杀》，1897年）以来，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自杀与个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定量证据。
现代人对自杀的看法强调自杀的不道德性以及与精神疾病的联系。这种看法与希腊、罗马以及亚洲文化（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相反，后者认为自杀是对疾病、耻辱和其他痛苦和苦难的理性反应。英国最著名的经验主义者之一大卫休谟和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认为自杀是对恶劣环境的完全合理的反应。休谟（《论自杀》，1783 年）写道：“我相信，没有人会抛弃值得保留的生命”，而叔本华（《悲观主义研究》，1891 年）则说：“人们通常会发现，一旦对生活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经济学家试图将自杀的决定合理化，研究与目前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的同期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是，他们分析了社会传染（模仿他人自杀）、失业、收入、经济衰退、教育（作为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年龄、性别、金钱激励（例如保险 房主数据 覆盖率）、女性劳动力参与、酒精消费、离婚和结婚率、社会孤立、人口密度和趋势、健康和医疗保健、文化因素/规范（如种族、宗教、社会资本或自杀可能带来的社会耻辱）、凶杀率、地理和气候条件、生活方式、公民自由和政府质量。他们通常发现自杀与不利的经济条件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确定因果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是难以衡量对一个人未来幸福的期望。
对未来情况的预期和不确定性在决定是否在监狱中自杀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贝克尔和波斯纳（《自杀：经济学方法》，2004）对理性的定义开始，“人们以前瞻性的方式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考虑到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及其行为的后果”，我们测试了自杀决定中是否存在理性因素。很难衡量自杀和预期，因为关于自杀的数据很少，而没有关于预期的数据。我们模仿了一项受控实验，观察了监狱，它们是封闭和孤立的环境，可以说，预期是可以衡量的。